摘要：清人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舍弃了朱子之学，转而研习汉唐注疏，其有关“义统全经，词连数什”方面的论说，又类分之为六门的治《诗》的学术态度及方法，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毛诗稽古编》手定底稿本有两种：一种是写定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初稿本，一种是写定于康熙二十六年的最后定本。陈启源弟子赵嘉稷先后据初稿本和最后定本分别抄录以成甲子抄本和康熙四十年抄本。至嘉庆二十年，《毛诗稽古编》有了第一个刻本。嘉庆本之后，又有道光九年的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年补刊的《皇清经解》本。《儒藏精华编》以《皇清经解》本为底本，推出了《毛诗稽古编》的整理本。

陈启源，字长发，江苏吴江人。康熙时诸生，性情严峻，不乐与外界交往，平生只酷爱读书。晚年研精经学，尤深于《诗》，著《毛诗稽古编》三十卷，又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卷、《存耕堂稿》四卷传于世。

陈启源生当清初，其时学风仍袭明代陋习，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所见所读之书，唯宋元人“以经注我”之作，唐人义疏尚且不能寓目，遑论汉魏旧注。陈启源家本世传《周易》，而他对《诗经》情有独钟，并且善于思考，他认为“五经皆圣人所以训世，《诗》独连篇累幅俱淫媟之谈，岂可为训”，早早地蒙生了对朱子解诗的怀疑和不满。有人告诉他淫诗之说乃朱子之误，诗义本不如此，但他却不能找到诗义究竟何在。直到某年夏天，他的父亲让其晒书，他才在书笥中第一次见到《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才知道了《诗经》学史上还有所谓子夏序、毛公传、郑氏笺，从此他舍弃了朱子之学，转而研习汉唐注疏。同里朱鹤龄与他志趣相近，二人朝夕切劘砥砺，共同致力于恢复《诗经》古学。鹤龄撰《诗经通义》二十卷，启源撰《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朱书虽广搜博采，然不及陈书之谨严精核。与陈氏同时，又有元和惠周惕，著有《诗说》，亦以发明古义为务，与陈氏不谋而合。陈、惠二人，加上朱鹤龄，在康熙朝精研《诗经》古说，遂开一代风气之先，阮元在为本书作的序中盛赞陈、惠二氏之功，云：“我朝稽古右文，儒者崇尚实学，二君实启之。”

《稽古编》属稿于康熙十三年(1674)，完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阅十四载，稿经三易而成。其撰述目的，就是要寻流溯源，推求古经本旨，把《诗经》学从朱子释经体系中解脱而出，实现《诗》学研究向汉唐的复古。其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诠释经旨一准诸毛《传》而以郑《笺》佐之，名物则以《尔雅·释草》等七篇为据，兼取陆玑《草木疏》、扬雄《方言》及诸家本草注释。题曰《毛诗》，以明所宗;题《稽古编》，以明书中所论为唐以前专门之学。既尊崇汉唐，则于宋元不无微辞，书中随文攻驳者，以朱子《集传》为多，至于刘瑾《诗集传通释》、辅广《诗童子问》等，亦时加掊击。

一、《毛诗稽古编》的内容体例

《毛诗稽古编》全书共三十卷，前二十四卷以本经为次，用摘句、平议体，辨证旧说，如论《考槃》之诗旨，以为《序》是，郑玄、朱子非；论《简兮》之“简”，以为郑玄是，毛《传》不优，朱子非。卷二十五至二十九，凡五卷，为总诂，其内容为有关“义统全经，词连数什”方面的论说，又类分之为六门：

一曰举要，论《小叙》、四始、六义、诗乐、诗人、《集传》诗证、逸诗，指出“《小叙》传自汉初，其《后叙》或出后儒增益，至《首叙》则采风时已有之，由来古矣”。“有诗必不可以无《叙》”，“无《小叙》，则诗不可读”。“学《诗》者止当以《雅》《叙》《传》三者为正宗，而精求其义。三者所未备，然后参以后儒之说可耳。《雅》《叙》《传》有定解，反舍而它求，斯舛矣”。其论比兴甚有见地，以为“兴、比皆喻而体不同。兴者，兴会所至，非即非离，言在此意在彼，其词微，其旨远。比者，一正一喻，两相譬况，其词决，其旨显，且与赋交错而成文，不若兴语之用以发端，多在章首也”。

二曰考异，首论《尔雅》、毛《传》异同，以为“《尔雅》始于周公，而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诂训传》作于大毛公，而诗源实出于子夏。故此二书之释《诗》往往相合”。二者不同者，由各述师说或有不同而已。次论郑《笺》破字异同，将郑《笺》易字区分为七种情况：

①有据当时读本未尝改者，如“愿言则疐”，疐为嚏；《释文》云：“疐本又作嚏。”“东有甫草”，甫为囿；《韩诗》作囿。甫、囿古通用。

②有古字音义本相通者，如“诒厥孙谋”，孙为逊；疏云：“古逊字，借孙为之。”“视民不恌”，视为示；郑玄云：“视，古示字。”

③改其字而不改其义者，如“白茅纯束”，纯为屯；“其之展也”，展为襢。

④所改之字义虽小异而不甚相远者，如“既敬既戒”，敬为儆；“立我蒸民”，立为粒。

⑤改之而有补于文义者，如“其弁伊骐”，骐为綦；疏云：“礼无骐色弁，《顾命》有之者，新王特设此，使士服之。此言诸侯常服，当作綦。”“舟人之子”，舟为周。“熊罢是裘”，裘是求。

⑥改之而无妨于文义者，如“山有乔松”，乔为槁；“上帝甚蹈”，蹈为悼。

⑦改所不必改而文义反迂者，如“似续妣祖”，似为巳；辰巳之巳。“不可与明”，明为盟。

总的来说，对郑玄破字创义肯定居多。

三曰正字，以为“古籀之文，一乱于斯，再乱于邈……南北分崩，同文莫观，更齐梁丧乱，讹字肆行，迄于唐世之开元，加以卫包之改定，遂变古经之字，悉从世俗之书”，有鉴于此，陈氏著书的底稿本，“字体一遵许、徐毛氏古本，不杂以俗下变体”，以期能够由此达到正字的目的，进而有利于探求字的本义和经文的原义。

四曰辨物，分总辨、草木辨、禽虫辨，提出了“后儒多据己目验之物与土俗称名以求合于诗，此大谬也”的观点，指出“诸家说诗所释草木鸟兽之名时多异同，固以近古为正矣”。

五曰数典，考辨《诗经》中有关典章制度，如祀典、乐舞、礼制、土田、门室、器用、旗帜、佩玉、衣袖等，其中论七庙，敢于肯定王肃而否定郑玄，尤属难能可贵。

六曰稽疑，首论他注引《传》疑误，据韦昭注《国语》引毛《传》不见今本一条，指出“以此推之，《传》文之讹缺可胜诘哉!”次《正义》引《尔雅》疑误，次监本经注疑误，次《释文》疑误，次《集传》疑误，陈氏皆列为条目，足为后人校勘之资，亦足见陈氏读书之细。

第三十卷为附录，陈氏在《叙例》中对附录的内容作的届定是：“凡经注讹脱已列稽疑而辨析未详者，《传》《笺》《释文》字义故实须加考证者，辩证诗义因而旁及它典者，论断已明尚有余意未尽者，后儒之说未甚著闻而其误须辨者，竖义稍越常闻恐人河汉其言者，三家《诗》说可为博闻之助者，皆汇入焉，其前后仍以经为次。”可见虽名为附录，而其重要性却不在正文之下。

二、《毛诗稽古编》的版本系统

《毛诗稽古编》的手定底稿本有两种。一种写定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本字体斟酌雅俗，不纯用古字。是年秋，陈启源的学生赵嘉稷请善书人抄录一本，此抄本为曹溶所得。另一种为陈启源去世前不久的最后定本，写定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本字体纯用小篆，为陈启源亲自书写。与初稿本相比，最后的定本在文字上做了较大改动。康熙四十年(1701)，赵嘉稷据最后定本，又用“时下习书”过录一本以传。自康熙至嘉庆，一百四十年间，《毛诗稽古编》赖陈启源的两个稿本、赵嘉稷的两个抄本，以及两稿本与两抄本的转抄本流传。因两个底稿本文字有所差异，故《毛诗稽古编》实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九九一年《孔子文化大全》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清张敦仁校清抄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底本为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有“畿南文献”“胡珽校勘”“心芸珍藏”“王篯校本”诸藏书印)皆出自初定稿本。

值得庆幸的是，陈启源的最后手写定本，一直保存于亲戚家里，最后落在庞佑清手中。庞佑清的曾祖母的曾祖父，就是陈启源。嘉庆十七年(1812年)春，庞佑清请善书人依样缮写，首次将此书付诸剞劂。嘉庆十八年(1813)秋，镌刻蒇事。嘉庆十九年(1814年)孟春，费云倬以刻本的行款为标目，校以甲子抄本(康熙二十三年抄本)、张尚瑗抄本、赵嘉稷抄本(康熙四十年抄本)、王本、朱本、校张本、校甲子抄本，撰为《毛诗稽古编附考》，胪列各本异同。又就《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七《正字》门所辨正的字体，撮录《说文》，各详形义。庞佑清以为《附考》可补后定本之罅隙，乃将《附考》一道刊刻，观庞佑清题识在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则雕刻当于嘉庆二十年而告竣，《毛诗稽古编》至此有了第一个刻本。

山东省图书馆藏嘉庆刻本，扉页题“嘉庆十八年岁次癸酉孟秋月雕”。开篇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次“朱叙”(朱鹤龄)，次“赵叙”(赵嘉稷)，次“序”(文宁)，次“序”(阮元)。次“叙例”，“叙例”后题“见桃居士陈启源述”。次“毛诗稽古编参校姓氏”，列杨复吉等十五人的名字、籍贯、科第、身份等，其中周兆鹏，字翼云，苏州府学廪生，独任此次刻书的“缮写”之功。十五人后，题“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春王正月重校”。次“毛诗稽古编目录”。次“毛诗稽古编卷一”，题“东吴陈启源长发述，同邑庞佑清黼廷氏校”，以后各卷所题皆同。卷三十正文终后，首“毛诗稽古编附考”，“附考”后有“庞佑清识”。次“毛诗稽古编跋”(庞佑清)，最后是陈启源“后叙”。全书刊刻精美，用了大量篆文的楷化字体，在刻书史上十分罕见，弥足珍贵。

嘉庆本之后，有道光九年(1829年)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年(1860)补刊《皇清经解》本。《皇清经解》通计卷数，《毛诗稽古编》在第六十至八十九卷。八十九卷末，题“工部都水司郎中临川李秉绶刊”。《皇清经解》本以嘉庆本为底本，但全书改为了楷体字，在内容上保留了“叙例”和正文，其它序跋则一概删弃，此乃大型丛书的体例使然，却导致了较多文献信息的缺失。要整理《毛诗稽古编》，当然首选嘉庆本，然而嘉庆本中大量存在篆文的楷化字体，会给排版造成较大困难，不便作为工作的底本，所以仍当以《皇清经解》本为底本。

总起来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处于清代诗学的发轫期。《毛诗稽古编》全书体系完整，引据赅博，疏证详明，在《诗经》研究的许多问题上卓有见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2005年我有幸被邀参与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诗经类”的编纂工作，主持了二十余种《诗经》要籍的点校整理。其中，陈氏《稽古编》即由我与弟子马小芳一同点校。我们以《皇清经解》本为底本，以嘉庆本、一九九一年《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清张敦仁校清抄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为校本，推出了此书便于阅读的整理本。以这个整理本为基础，可以把《稽古编》的研究更加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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