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常态的图书创作或生产，是作者经由本人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将其对于社会或自然的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知识的过程。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因为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知识水平的巨大差异，也可能出现非常态的图书生产形式。代笔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代笔，是指作者自愿以他人名义（即在作品中署他人姓名）进行撰著或其他创作活动。署名者取名，著书者取利，名与利的交换，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著作权转让关系。代笔现象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先秦两汉的代笔
先秦两汉时期，代笔多表现为集体创作的著作单独署个人的姓名。比如战国时期的名著《吕氏春秋》，只署吕不韦一人之名，而它实际上是由吕不韦的门客集体撰著而成。明人何良俊曾言：“《吕氏春秋》乃吕不韦之客所著。盖吕不韦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书以自名家。故门下之客共成此书。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语；又出于众人之手，言多舛驳。”[1]该书参与编纂的人数相当可观，据后人推测，当时游于秦国的李斯、司空马、甘罗、蔡泽、张唐、尉缭等人可能参与其中，但没有确切材料可以证明。这种著书方式与中国古代的养士制度有很大关系。《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2]春秋中晚期以后，特别是战国时期出现了“朝秦暮楚”“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人才流动盛况，诸侯国争相出台优惠条件招贤纳士。秦孝公、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从全国各地引进不少人才。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和信陵君魏无忌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礼贤下士，甚至侠士刺客、鸡鸣狗盗之徒也都成其招揽的对象，门下食客多至数千人。这为集体著述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吕不韦
汉代继承了门客著书的风气，如淮南王刘安也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就有人专为他著书。《淮南子》和《淮南道训》即是杂出众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21篇，《淮南外》33篇，又著录《淮南道训》2篇，下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尽管署名者仍是一人，但署名者只是领衔者、组织者，而文章却是出于众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东汉高诱注解是书，序中胪列参与著作的人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3]。
如果说招揽门客著书只是豪门望族的个人行为，那么在官方，汉代也存在集体作品只署一人姓名的情况，只是与代笔的性质稍有不同，如《盐铁论》《白虎通义》《东观汉记》等。始元六年（前81），汉昭帝召开会议，以朝廷中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为一方，各地方所推举的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汉武帝以来推行的煮盐冶铁等经济政策进行激烈论辩，至宣帝时桓宽将当时的会议记录整理成书，取名《盐铁论》，《汉书·艺文志》将之著录为“桓宽《盐铁论》六十篇”。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肃宗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召集群儒就五经经义“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4]。班固就是奉命整理《白虎通义》的“史臣”，《白虎通义》实际上是群儒论定异同的成果，而后世多以班固为其著者。《盐铁论》《白虎通义》都是以整理者署名，并非个人作品。《东观汉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史书，它的编撰过程也比较复杂。据曹之先生考证，《东观汉记》的编撰过程分为初创、续修、再续、成书四个阶段。它于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开始编纂，至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成书，历时116年。先后参与纂修的有班固、徐宗、孟异、杜抚、刘复、贾遴、傅毅、刘珍、刘騊駼、刘毅、李尤、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蔡邕、马日磾、杨彪、卢植、刘洪等23人[5]。该书初称《汉记》，至南北朝时为了和其他后汉诸史区别开来，始在书名前冠于“东观”二字。对其作者，《隋书·经籍志》著录为“长书校尉刘珍等撰”，实际上是仅取其代表而已，而大多数作者的姓名被湮没了。
在民间，请人代作文章的现象已有发生。如东汉时期的葛龚，字元甫，梁国宁陵人，以擅长写奏文而闻名当时。《笑林》记载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人仰慕葛龚大名，请他代写了一篇奏文，完了之后忘记署上自己的名字，结果把署有葛龚名字的奏文进献给了朝廷，“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书葛龚。’”这则记载透露一个信息，“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6]，也就是说葛龚在写完这篇奏文之后，是署了自己名字的，然后交给来人誊抄。只是由于这个人的粗心，忘记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才闹出了笑话。
魏晋南北朝的代笔
魏晋南北朝以后，代笔逐成风气，这可能与上层社会浮华的学风有关。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讌，则假手赋诗。”[7]所谓“雇人答策”“假手赋诗”，就是请人代笔。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代笔类型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诗赋的代笔，如南朝刘宋时的谢晦，字宣明，晋太常谢裒之玄孙，因为“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故有“玉人”之称。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文章写得好，史载他“涉猎文义，博赡多通”，深得刘宋武帝刘裕的喜爱。有一次，刘裕举行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8]谢晦主动替宋武帝作赋，难免有拍马屁之嫌，其动机可能是为了博取高位。
其次是表章的代笔，如南梁刘之遴，字思贞，南阳涅阳人，八岁能属文，十五举茂才对策，当时的名士沈约、任昉都非常欣赏他。有一次吏部尚书王瞻拜访任昉，恰巧刘之遴在坐，任昉向王瞻推荐道：“此南阳刘之遴，学优未仕，水镜所宜甄擢。”王瞻当即提拔刘之遴为太学博士。后来张稷新擢升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9]。刘之遴痛快地替任昉代撰制表，显然是为了报答任昉的知遇之恩。北魏的邢邵，字子才，河间人，“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劭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于时袁翻与范阳祖莹位望通显，文笔之美，见称先达，以劭藻恩华赡，深共嫉之。每洛中贵人拜职，多凭劭为谢章表。尝有一贵胜初授官，大事宾食，翻与劭俱在坐，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儿常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10]邢邵代人作谢表，竟遭到袁翻的嫉恨，可见代笔是可以给作者带来声名和利益的。
第三，碑志的代作。碑志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在北朝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潮。通过对现存北朝碑志和相关史料的考察，北朝碑志是署作者姓名的，其作者又分公、私两类。因公者，即由官方指定史臣撰写，如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五月《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末署：“征虏将军中散大夫领中书舍人常景文、李宁民书。”[11]因私者，即由死者生前亲友撰写碑志。有直系亲属执笔的，如北魏太昌元年（公元532年）十一月《长孙季墓志》序称：“越太昌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归袝于先君之神兆，庆等酷慈颜之永閟，号微感之莫申，谨追录遗徽，少敷哀苦，长穷余恨，昊天何追。”[12]从墓志铭辞后所记可知，志序所称之“庆”即志主三子长孙庆，时任骠骑将军兼领给事黄门侍郎。有生前好友执笔的，如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十月《元鸷墓志》序称：“于是友人车骑大将军秘书监常景惜白珩之掩曜，悲懋德之未融，镌金石而为志，托宾实以宣风。”[13]作者常景即是死者元鸷的好友。但在碑志的作者中，还有一类与死者并无特殊关系，他们代作碑志大多是受人请托。如裴诹之，字士正，少好儒学，《北史》载：“杨愔阖门改葬，托诹之顿作十余墓志，文皆可观。”[14]再如，北魏太昌元年（公元532年）《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铭辞即出自“北地三才”之一的魏收之手，其志序称“友人中书侍郎鉅鏕魏收，虽年在雁行，而义均同志，后来之美，领袖辞人，托其为铭，式传不朽。”[15]“后来之美，领袖辞人”正是对代作者魏收文才的肯定。
另外，在书法作品领域，也出现了代笔的现象。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曾找人代笔，几乎到了乱真的地步。据南梁陶弘景《与武帝启五》云：“逸少（王羲之字）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王献之字）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16]王羲之在父母坟前发誓不再做官后，连书法也“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这个人是谁，至今仍无可考，但他的书法水平之高是无可置疑的。王羲之去世之后，其子王献之就“全仿此人书”，终又成一代书法大师。
王羲之
南北朝时期，集体著书但署一人姓名的做法仍很盛行。刘宋时期的著名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就是集体编撰而成，但只署刘义庆一人姓名。该书记载了魏晋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对后世的笔记文学有很大影响。从内容上看，《世说新语》前后重复者有之，内容相似者有之，各类篇幅不一，分类亦欠妥，人名多用异称，这些都是该书成于众手的痕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17]《宋书》亦云：“（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类，引为佐史国臣。”[18]这里的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就是“文学之士”的代表。据考，其他参与著书的可能还有何偃、庾寔、龚祈、师觉授、王僧达等人[19]。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是由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纂的，但《梁书·昭明太子传》将《文选》的著作权归于萧统的名下：“（太子）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实际上，该书成于众人之手，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载：“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枕、徐陵、王囿、孔烁、鲍至十人，谓之‘高斋十学士’，集《文选》。是《文选》不出于昭明手制也。”[20]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北魏宗室元晖，字景袭，少沉敏，雅好文史，曾“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共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凡十四代。”[21]元晖病势危重时，上表将此书献上。《隋书·经籍志》将此书著录为：“《科录》二百七十卷，元晖撰。”显然是将此书的著作权归于元晖一人名下了。
隋唐五代的代笔
与一般王公贵族组织宾客门人进行撰著相比，武则天以皇帝的身份征招天下文学之士代其著述则显得强势得多。武则天爱好文艺，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她曾著有《垂拱集》100卷和《金轮集》10卷，惜已亡佚，今存诗数十首，《全唐文》编其文为4卷。但实际上，有的题名为“天后撰”的书，却多是由其治下的文学之士集体编纂而成。比如《玄览》一书，《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玄览》一百卷，天后撰。”再如《青宫纪要》，著录为：“《青宫纪要》三十卷，天后撰。”[22]然而这些书并非出自武则天本人，而是由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等人集体撰著。据《旧唐书》载：“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轨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范》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23]周思茂等人拿着朝廷的俸禄，以天后的名义著书，实际上是变相地出卖了著作权。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请人代作过唱和诗。上官昭容，“名婉儿，上官仪之女也。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中宗与群儒唱和，昭容代作，采丽益新。”[24]唐代除太宗、玄宗外，多数皇帝的诗文都是由臣子代作的，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说：“唐人主工文词者，太宗、玄宗尚矣。高、中二帝岂解此事？昏庸沉湎，假借自文，大率侍从诸臣代作耳。”[25]
如果说周思茂等人的代笔行为多少是被逼无奈，那么宋之问、阎朝隐等趋炎附势之徒则完全是主动的。据《旧唐书》载：“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司仆卿，封邺国公，易之为麟台监，封恒国公，各实封三百户。俄改昌宗为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属文，如应诏和诗，则宋之问、阎朝隐为之代作。”[26]宋之问、阎朝隐之流为讨好巴结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甘作枪手，替张氏兄弟作应诏书及和诗，这种下作行径为时人所不耻。
在养士作文上，唐太宗第三子濮王李泰（字惠褒，后封魏王）颇有当年西汉淮南王的遗风。《新唐书》载：“帝以泰好士，善属文，诏即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又以泰大腰腹，听乘小舆至朝。司马苏勖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泰乃奏撰《括地志》，于是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撰次。卫尉供帐，光禄给食，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泰悟其过，欲速成，乃分道计州，翻缉疏录，凡五百五十篇，历四期成。诏藏秘阁，所赐万段。”[27]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仿效吕不韦、刘安的做法，招募宾客以著书。太宗皇帝也大力支持，在李泰府中设置文学馆，四方延揽文学之士。《括地志》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编撰完成的。这是一部全面反映盛唐时代行政区划和地理情况的专书，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开编，十五年（公元641年）克成，参与其事的有苏勖、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等人。这些文学之士由朝廷供给俸禄衣食，而《括地志》只署李泰一人姓名，实际上也是变相出卖了自己的著作权。
唐代的幕僚为其幕主代撰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如唐著名宰相李德裕著有《会昌一品集》，该书题有两序，一为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一题郑亚所作，两序互有异同。《文苑英华》卷706称：“右李德裕集两序，前篇郑亚为桂帅时所撰，今集用之。其后篇疑亚先委判官李商隠代作，亚复改定，故有异同。”[28]这里要说明的是，李商隐17岁即以文才见知于牛僧孺党重要成员令狐楚，引为幕府巡官，25岁经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引荐，登进士第。但他后来娶李德裕党人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之女为妻，因而陷入牛李党争的旋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长期寄人篱下，沉沦幕府。当时李党的重要成员给事中郑亚外调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这次调职表面上是官阶不变，但实际上是牛党对李党成员实施的一次有计划的排挤行动。郑亚因赏识李商隐的才华，因而辟请李商隐入幕担任观察支使兼掌书记，后又特意为他奏加了检校水部员外郎的虚衔。李商隐自然感激郑亚的知遇之恩。郑亚委托李商隐为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作序，李商隐欣然为其效劳。李序虽经郑亚改定，但比郑氏自撰的序要更好。清人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说：“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序》，虽李商隐代作，后人以郑亚改本为胜。”[29]以上文献记载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当时的一些豪族官僚，或因公务繁忙，或因涩于文笔，已经开始委托幕僚代了。
唐代文人有时碍于上级权势或出于私人情谊，也会替人捉刀。大诗人白居易就干过这样的事。代宗大历间，河朔三镇为悍藩所据。宪宗元和中，“田弘正以魏归国，长庆初王承元、刘总去镇、幽，于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颖、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长之策。轻徒田弘正，以启王庭凑之乱；缪用张弘靖，以启朱克融之乱。朝廷以诸道十五万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嗣、李光颜当时名将，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遂以节钺授二贼，再失河朔，讫于唐亡。观一时事势，何止可为痛哭！而宰相《请上尊号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中车汗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以谓威灵四及，请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无羞耻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事情的真相明明是穆宗昏庸，用人不当，导致安定不久的河北发生王庭凑、朱克融之乱，且在征讨叛乱时又指挥失策，最后财竭力尽，不得不向叛贼妥协。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却在代宰相写的《请上尊号表》中对穆宗极尽阿谀奉承之词。还有一次，白居易的挚友元稹为了当宰相，“恐裴度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多从中沮坏之。度上表极陈其状，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劝上罢兵。未几拜相，居易代作《谢表》，其略云：‘臣遭遇圣明，不因人进，擢居禁内，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黩宸聪，合当死责。’”白居易出于私交，竟替元稹作《谢表》以掩饰其过去的卑劣行径。难怪宋人洪迈说：“其文过饰非如此。居易二表，诚为有玷盛德。’”[30]
白居易
唐人著述也有假手于妻子、兄弟的。唐末有一个进士叫殷保晦，与其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出身。他的妻子很有才华，当初殷保晦“始举进士时，文卷皆内子为之，动合规式，中外皆知”[31]。还有一个叫杨希古的，“朋党连结，悉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他“初应进士举，投丞郎以所业，丞郎延奖之。希古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诘之。曰：‘此舍弟源嶓为希古所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放矣。”[32]由此看来，假手他人以求文名，在当时似已成风气。
五代虽短，但代笔之风却不减于隋唐，且性质较为恶劣。崔协，字思化，幼有孝行，登进士第，后唐同光初任御史中丞，“宪司举奏，多以文字错误，屡受责罚”。他喜欢高谈阔论，但多不近情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因少识文字，被人讥为“没字碑”。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居然做到了后唐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高位。《旧五代史》载：“协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33]可见，他连表奏都写不好，只好请人代笔。封舜卿，字赞圣，官至后梁礼部侍郎。开平三年（公元909年），他和自己的门生郑致雍同时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虽有文辞，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讥者以为座主辱门生”[34]。无独有偶，后周初的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35]。历史上请人捉刀的事例倒也不新鲜，但五代这种座主求门生、老子托儿子代笔之事，着实令人咂舌。冯玉，字景臣，定州人，后晋时因其妹纳于宫中而得宠。“玉尝以‘姑息’字问于人，人则以‘辜负’字教之，玉乃然之，当时以为笑端。”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辈，竟被擢升为中书舍人。这个职位要代帝王起草制书，冯玉无能为力，只好请同事殷鹏代笔，“所得除目，多托鹏为之”[36]。如此看来，五代多是一些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的庸人在请人代笔作文。这些人身处高位，地处清要，请人代笔不以为羞，反而处之泰然。究其根源，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五代时期正处于中国之乱世，武风炽烈，士人学子社会地位自然低下。他们或有求于人，或出于自保，只好委曲求全。
当然，隋唐五代的代笔行为并不一定都涉及世俗的名利交换关系，比如家族内成员的代作行为，主要是出于亲情或其他现实因素的考虑。唐许敬宗（隋人许善心之子），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少有文名，入唐后为著作郎，兼修国史。贞观间，皇太子寄诗赵国公长孙无忌，许敬宗还替长孙无忌写过谢笺。但他自己晚年因精力不济，很多文稿都是让他的孙子许彦伯代笔的。据《旧唐书》载：“彦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笔，多令彦伯代作。”[37]有的文人之间的率性而为，一般也不涉及名利交换关系。如五代时徐寅，字昭梦，泉州莆田人，博学多才，尤擅作赋，于唐末进士及第，五代时依王审知，与黄滔、翁承赞等同乡同为幕僚，并受礼遇。据《唐人轶事汇编》载：“黄滔在闽中，为王审知推官。一旦馈之鱼，时滔方与徐寅对谈，遂请为代谢笺。寅援笔而成，其略曰：‘衔诸断索，才从羊续悬来；列在琱盘，便到冯驩食处。’时人大称之。”[38]杨凝式，字景度，号虚白，著名书法家，性格狂放不羁，有“杨风子”之称。唐亡后，历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官至少师太保。有一次，他受诏为钱镠（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创立者）作碑铭，他自忖文才不如李瀚，于是买来美酒，请李瀚共饮，喝到畅快处，即请其代笔撰《钱镠碑》。其事见《五代史补》载：“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则笔不停缀，而性嗜酒。杨凝式尝受诏撰《钱镠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饮，俟其酣，且使代笔。经宿而成，凡一万五千字，莫不词理典赡。凝式叹服久之。”[39]与徐寅代黄滔所作的短笺相比，李瀚代杨凝式所作的《钱镠碑》，洋洋洒洒一万五千言。篇幅不论长短，却都是文人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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