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之多，浩如烟海。而古籍中存在的毁损、淆乱现象之复杂，难以形容。戴震以《永乐大典》所引《水经注》校对近刻本，发现近刻本缺漏者2128字，妄增者1448字，臆改者3715字。近人章钰以宋本及他本《资治通鉴》校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得胡刻本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其中脱文2520余字，关系史实尤大。笔者在考察古书毁损淆乱现象的基础上，寻究出下列原因。
一、天灾兵燹
《隋书·牛弘传》记载，隋文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书建言广开献书之路时，曾列举从秦朝到晋、宋，书籍因自然侵害和战争因素而遭受的五次灾厄：“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这些厄难，使文献典籍大部分毁失，残留的一些亦凌乱不堪，不经整理，难以卒读。
二、政治使然
古代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控制舆论，障人耳目，往往从文献入手，大肆禁毁。如秦始皇听信李斯谏言，欲堵儒生之口，焚书坑儒。焚余之儒经散乱，造成今古文篇章文字的极大差异，导致学术界经久难息的今古文之争。
唐、五代图书除毁于战火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毁于禁令。《唐律疏议》卷九《职志》中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宋代太宗、真宗也曾相继下禁书诏令，禁止阅读和收藏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审查，凡遇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之作，便大肆焚毁或窜改，致使数千种古籍面目全非。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封建时代，王权威严，文献典籍往往迫于政治压力被删改，否则著者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明太祖开国之初就大兴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对著者一概处死。
清代对文献的禁毁更是超越前代，单是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庄廷鑨《明书》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遊纪闻》案等。清翰林官徐骏在给雍正的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遂牵强附会，说“清风”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丢掉了。
三、避讳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讲到：“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二千年。”
朝代不同，所避之字不同，要求宽严不同。以避讳之风最盛的宋为例，为避宋钦宗赵桓讳，有桓、恒、完、莞、纨、丸、院、皖、垣等四十九字不得用；为避宋高宗赵构的讳，竟有句、苟、垢、诟、购、够、姤等五十五字不能用！王利器在《杜集校文释例》四十三《清人避讳改字》中说：“宋本卷十六《有感五首》之五‘胡灭人还乱’,玉句草堂本作‘盗灭人还乱’,此清人避讳改字也。……宋本卷第七《八哀诗》之三《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胡骑忽纵横’，《全唐诗》胡骑改贼骑；……同一胡字，恣意改之，竟一为寇，一为贼，一为边也。”因为清朝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忌“胡”字，当时的文献资料只得更换字眼。类似的还有“明、虏、夷狄”等字。这么一改，既失原义，又失原本面貌，造成众本文字上的差异。
避讳改字，遍及经史子集。改经的如唐石经中的“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忧洩”，洩本为泄，因唐太宗名字避世旁，因而改之。改史的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狗本应为虎，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窜改孔氏之语。再如李白《送韩侍御之广德》诗：“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实际上是渊明，是为避李渊讳而改。
避讳这种中国“特产”给文献典籍带来的淆乱，主要表现在文字方面，造成的混乱程度较其他原因为重。
四、作伪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中讲：“古人好以己之著书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书假作自己。”作伪有三种目的，或是为了牟取利禄，或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是借助古代名人以抬高本身、本派的身价。
作伪的方式有：1.伪造佚书。如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二篇”，冒充《古文尚书》，藉此捞取利禄，被汉成帝用为博士。2.假托撰人。如《本草》托之神农，《内经》托之黄帝，纬书多托名孔子，占卜书多托东方朔、郭璞，凭此抬高身价，以期广为流传。3.改头换面。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桢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伪书的种类归纳为10条：1、全部伪；2、一部分伪；3、本无其书而伪；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伪；7、内容、书名不尽伪而人名伪；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9、伪后出伪；10、伪中益伪。
由此可见，作伪导致的不只是文字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整部书、整篇文章以及书名、作者名的混乱。张之洞曾讲“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此说虽有些夸大，却也一语道破伪书给古籍带来的严重后果。
五、刻印、校点、注释致误
古籍在传抄、刻印、校点、注释过程中造成的淆乱，涉及面最广，情况也最为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抄误。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以前，文献、书籍的保存和流传主要靠传抄。在传抄的过程中，由于祖本本身问题致使抄写者无法识别，或者抄写者疏忽大意，又或者抄写者水平所限，就难免造成讹误。葛洪《抱扑子·遐览》中引谚曰“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即反映了古籍在传抄过程中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致讹、致脱、致衍和致倒四个方面。
二、刻误。自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后，文献典籍流传的数量日益增大，同时书籍也开始大规模商品化起来，出现以赢利为目的的坊刻本。刻工或书贾的偷工减料，如删字句（甚至章节），给古籍带来淆乱。如明代刻书风气极不严谨，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朗瑛在《七修类稿》云：“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即反映了这一现象。
三、校误。由于校勘者态度不够严谨审慎或为水平所限，往往出现误校（如妄删、妄增、妄补和妄改）。王念孙在《读淮南子杂志书后》列举的“因字不习见而妄改”“不识假借之字而妄改”“不审文义而妄改”“改字以合韵而实非韵”等条；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列举的“妄改”“妄添”“妄乙”（校改时将不应乙正（意为勾正词句的倒误）的改错了，是为妄乙）以及“不谙元代用字而误” “不谙元代用语而误”“不谙元代名物制度而错改原文”等条，皆为这方面的例证。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8“别字”条中说：“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清人黄廷鉴在《第六弘溪文钞·校书说》中说：“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籍》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整，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陈垣先生利用元本及他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得谬误多达一万三千余条。由此可见，校勘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砍掉错误的东西，也可以砍掉正确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改正了古书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新的甚至是更大的讹误。
四、校点误。吕叔湘在《整理文献的第一关》中指出，“标点是整理古籍的第一关”。如果断句错了，文意必然难通。中华书局标点本《归田琐记》43页“食有脱粟饭，出无款段、马”。“段”“马”二字旁标有专名号，中间加顿号，是以为二人之姓，不知“款段”是形容马缓缓而行的样子。再如中华书局1982年断句本《东京梦华录》72页“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酒肆怎能号“仁和酒”呢？于理不通。应作“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再如1934年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其中《广庄》篇几句的正确标点应是：“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但该标点本却误点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贻笑大方，被鲁迅讥为“借得一塌胡涂”。
五、注释误。给古籍作注，目的是给时人或后来者阅读理解提供方便。然而，正如清段玉裁所说：“著书难，注书尤难。”在注释过程中，由于著者自身的原因，难免出现无意而为的淆乱。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古文观止》三个版本有三种注法：一是“不过分寻求深奥的解释”；一是“不拘泥穿凿，强自为解”；一是“只求了解书中精神”。孰是孰非，令读者无所适从。又如《庄子·逍遥遊》中：“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中的“息”被多家注释为“休息，止息”，这是不恰当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作“风”讲。另外，有些注疏者（尤其古人）在征引别人的注释时，不详署姓名，如《十三经注疏》频繁出现的张氏、周氏、马氏等，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令一般读者疑惑。这虽不算作注释错误，事实上却给古籍造成了淆乱。
造成古籍毁损、淆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整理古书的过程中具戒备之心，对待古书不可全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对勘正古籍持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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