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即有“盛世修文”的传统。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0年4月，山东召开“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专题会议，省委书记刘家义指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要集中各方力量，千方百计把事办好，确保向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山东应有贡献。

引起文化界巨大关注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对于中华文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又何以当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一重要评价？

1. 大量汉文古籍流散境外，唯有“合璧”，才能揭开中华文化的“整幅画卷”

何为“汉籍”？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1911年及其以前传抄、印制的汉文书籍称为古籍。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一般将其称为“汉文古籍”，简称“汉籍”。

何为“全球汉籍合璧”？

汉籍既是研究和发掘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料，也是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因而，无论是开展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还是传承、发展中华文化，都离不开古籍，都要以古籍的系统整理为基础。

中国历代王朝，无不重视图书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工作，并将“文籍粲然大备”视为文教兴盛的重要标志。

但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大量汉籍曾流散到境外，分藏于世界各地的藏书机构或学术研究机构。

据文献记载，汉籍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开始外流至日本、高句丽等周边国家。

17—19世纪，部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外交使节，把在中国搜集的汉籍带回英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

19世纪中期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列强在对华侵略战争与经济、文化交流中，又从中国搜集、掠夺了大批珍贵汉籍。

除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及欧美诸国外，中国港、澳、台地区也保存着大批珍贵汉籍。

经初步统计，境外现存汉籍约187.5万部，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缺藏的汉籍品种或版本。

“合璧”即指境外所藏汉籍与中国大陆所藏汉籍的相合。通过调查、编目、复制、影印等工作，把中华文化的“海外半璧”请回来，努力恢复和呈现中华文化的“整幅画卷”。

2. 与全球合作，推动珍稀汉籍的再生性回流

2010年起，山东大学开始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对境内外现存子部汉籍开展系统整理研究。

2013年11月，基于子海项目的成功经验，山东大学提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设想，将汉籍整理、研究的范围，由子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将合作对象由东亚扩展至全球，全面实现中国大陆缺藏汉籍珍本的再生性回流。

2017年4月，山东省委宣传部与山东大学联合召开“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启动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实施意见、发展规划、经费预算以及工程成果出版计划、出版保障措施等文件。

2018年11月，经前期一系列论证和规划，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联合发函，正式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同时通过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实施方案》，实施周期为10年（2018—2028），由山东大学作为“责任主体”正式启动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截至目前，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已联系境内15个大学或科研文化单位协商合作，组织起74个项目团队；已与境外30多个国家的600余个汉籍存藏馆中的187个取得联系，并回流《铁冶志》等珍稀汉籍598种，招标整理珍贵汉籍83部，招标开展汉学研究项目18项，并启动三大数据库建设；共出版432册重要成果（含1129种汉籍及相关著述）。

在2018—2028的十年内，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将主要开展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境外汉籍调查编目和复制影印、境外汉籍精华点校整理、汉籍与汉学研究、数据库建设。其中，境外汉籍调查编目和复制影印，是首要任务，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在这项任务中，境外汉籍的编目核目工作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面临困难较多的一个环节。如，联系境外藏书机构的工作屡屡受阻。由于国情不同、学术运作模式有别、民间交往力度不够等诸多原因，目前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境外藏书机构没有联系成功。得不到境外藏书机构的允许，就无法派人进馆开展目验编目，就谈不上请藏书机构为我们提供工作方便，更谈不上获得授权，复制我们需要的汉籍，完成再生性回流的愿望。此外，搜辑、甄别、研判、核准等，工作量巨大，需要一批在古籍目录版本学方面有良好素养的专业人员协同作业。面对浩如烟海的境外汉籍，目前人手远远不够。

3. 境外汉籍的“回补”，将为中华文化研究提供新资料、注入新活力

即使困难重重，山东省和山东大学也将集中各方力量，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

因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确确实实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山东作为孔孟故里，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责无旁贷。

首先，境外汉籍特别是其中珍善本的再生性回流，不仅能在数量上大大丰富境内藏汉籍数量，而且能够完善目前的汉籍存藏体系，裨补中华文化完整性。

其次，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流，能够为当前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启示。

汉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汉籍的境外流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对境外汉籍进行调查、复制，不仅是文献整理工作，更是一次从特定角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与学术检视。

最后，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流，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提供了动力。20世纪末以来，人文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整理与学术考辨，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对传统文献的深度整理与发掘，是近几十年人文学术蓬勃发展的重要学术动力。

在此学术背景下，实现境外汉籍的再生性回流，不仅能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新资料、注入新活力，而且将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推动中国人文学术变革，锻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

（作者 郑杰文，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

（来自：大众日报客户端·海报新闻 责任编辑：吕原）